赵小禹做传销是公开的事，新建队的人都知道，那时孙桂香还成天向队里的人炫耀自己的儿子多么有本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经理。

后来电视上说传销是违法的，队里的人就幸灾乐祸起来，纷纷跑到孙桂香面前，传说各种听到或编造的新闻，比如哪里有人搞传销，被判了几年云云。

尤其是那帮女人，打着向胡明乐请教织毛衣针法的旗号，过来向孙桂香打听情况，假装安慰一下她，趁机炫耀一下自己的儿子，寻求一下心理平衡。

城里的孩子喜欢拼爹，农村的女人喜欢拼儿子，自己的儿子没本事，就希望别人家有本事的儿子出点什么事才好。

这时候的孙桂香哪有心情和她们斗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赵小禹打过几次电话，赵小禹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说国家只是禁止，并没说犯法，她便亲自来县里了，不管犯不犯法，她都要阻止她继续做下去。

国家就好比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禁令就像家长要求孩子的若干个“不准”，孩子无意犯了，未必责罚，但不责罚未必就证明孩子做的是对的，船到江心补漏迟，总有一天，小错会养成大错，原本批评两句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不得不动用拳脚，抄起棍棒。

下了班车，孙桂香打了辆三轮摩的直奔三中对面赵小禹的住处，发现他不在家，顿时慌了，去院门口的小卖部打了赵小禹的手机，确认他安然无恙，这才略微放下些心。

从市里回县城，尽管通了油路，但班车也要走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孙桂香还是提心吊胆，见不到儿子的每一刻，都心似煎熬。

她去三中把陈慧叫出来，听到陈慧说“我九哥好像心情不好”时，就更慌了，这孩子从小天不怕地不怕，从来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定是遇到大事了。

她又把陈慧教训了一顿，说她无用，不能管住点她九哥，陈慧觉得自己冤死了，但还是返回校园，向老师请了假，借了赵筱雨的手机，以备不时之需。

陈慧又给赵小禹打了个电话，确认他在回县城的班车上，便和孙桂香回到赵小禹的住处，赵小禹后来给孙桂香、陈慧和金海每人配了一把家门钥匙，以免他不在时，他们进不了门。

两人等了两个多小时，赵小禹才晃晃悠悠地回来了，腋下夹着一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