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这个判断高务实是相信的，因为他前世看三大征时期史料的时候看到过，杨应龙在战争最强势之时拥兵高达十六万。也正是因为杨应龙之患十分严重且发生在国内腹地，大明才不得已把一场可以完胜的援朝之战弄得略有些虎头蛇尾——赢是毫无疑问赢了，但总觉得差点意思。

如今杨应龙之乱看来是提前爆发了，这显然打乱了高务实的计划，碰到了他所备“西南预案”中几乎最糟糕的一种。不过，既然有预案，那事情就还可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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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出任蒙元经略并未卸任户部尚书，这和前一次他出战宁夏而未卸任戎政侍郎一样，在朝廷而言比较特殊，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好处。比如这一次，他就可以在回信中表示户部所属的西南一些官仓可以开放供应包括军饷、粮食、军械之类物资——其实周咏来信的目的之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是不必点穿罢了。

除了资金与物资支持之外，西南方面到底如何用兵，周咏也必须以高务实的意见为主。原因嘛，无非两点：一是高务实在实学派中的名声、地位和能力都超过周咏，如果高务实不答应，西南方面能用上几分力谁也不知道；二是高务实的边功初创于西南，他在西南明显早有布置，而周咏是从辽东巡抚、蓟辽总督升上大司马的，对西南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抹黑，不问高务实的话几乎就只能照着兵部的册子胡乱安排，然后瞎打一气。

那么，高务实有什么奇策妙计能够轻易摆平播州吗？没有。

如果说只要按下播州之乱，那还可能考虑一下利用名望，将杨应龙骗个“调虎离山”，几率虽然难以保证，到底还是可以试一试。

但问题是播州之乱闹到这个地步，实际上已经和贵州改土归流的成败直接挂钩了，那就意味着除非能有法子把杨家一网打尽，否则光杀一个杨应龙毫无意义。他的儿子还在，甚至再不行也还有一溜的侄儿之类亲属，杨家不可能坐视播州土司就此消失，必然抵抗到底。

政治手段失效，经济手段……人家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高务实也不能出钱买他们自己砍了自己的脑袋，所以剩下的也就只有武力征服了。

播州杨氏能凑出十六万大军，这是高务实的“困难程度预计”，虽然现在还未必到达这个数，但料敌从宽，总得按照这个数来计算才稳妥。播州军是内线防御，对兵力的需求相对于进攻方来说还要小一点，那么朝廷出兵可能要超过二十万。

明军在南方要出动二十万以上的大军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勉强出了，恐怕其中大多都是只会种田打杂的卫所兵，因此这些兵力是无效兵力，真要出兵二十万，在九边主力不能南下支援的情况下，主要还得从土司方面想办法。

大明的南方土司在战争中表现历来都很抢眼，僮人的狼兵也好，苗兵、瑶兵、土家兵等土兵也罢，都是大明朝廷经常性要求随征的部队，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在征讨播州一战中复制。

于是高务实找来京华版的大明堪舆图，从播州周边诸省开始考虑征调土司。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播州周边的土司那叫一个多。

播州北方就是重庆，重庆东部有石砫宣慰司、酉阳宣抚司两大家(级别上宣慰司大于宣抚司)，他们所在地再继续往东看就是湖广西南部，也就是“偏沅巡抚”辖地，即后世的湘西地区。这一片更厉害，有两个宣慰司，三个宣抚司，还有一个土州，一个长官司。

贵州本省也了不得，水西土司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田家就在这里。虽然思州、思南田家本家被朝廷多年来拆分得厉害，但受田氏恩惠而类似“推恩”造成的各地土司却依然有一大片，这些力量现在都是朝廷能够调用的。

所谓贵州土司“四大天王”，安、宋、田、杨四大土司没一个好惹，但如今杨氏造反，其余三家显然面临各不相同的选择困难——倒不是说他们敢反对朝廷征调，而是出力程度如何恐怕各有不同。

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较好，难免会打着出工不出力的想法；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一般，或许也会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心思磨洋工；还有一些家族可能与杨氏有冲突，利用起来会顺利一些，但考虑到他们也可能想要尽可能保存实力，同样未必全力以赴，只是对比前两种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