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秀宁把自己关在寝宫，拿起一支炭笔，一边思索一边写写画画。

她要设计出，大唐版的大数据统计模型。当然，这肯定不能叫大数据，只能算统计年表。

古代当然也有数据统计。但因为方法论的问题，数据真实度非常可疑，而且采样元素太单一。宏观上勉强能用，微观上完全不能用。

这个问题，她和李洛之前都忽略了。大唐成立了很多新部门，却没有统计部门。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专业的统计部门，行吗？不行。

“数据还是比官员的奏章更可靠。”崔秀宁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像做数学题那样，开始建立模型。

在调查监测过程中，最令人信服的是采集到的数据，而不是官员的主观汇报。数据很冰冷，可数据也最能反映客观问题。很多看似没有联系的不同维度的数据组合在一起，就能看出问题的真相。

这才是真正的以小见大。

前提是，数据不能失真。

崔秀宁当李洛这个“书法家”的老婆已经多年，字比当年漂亮多了。她的笔下，首先出现“县域”两个秀丽的字。

没错，经过斟酌，她要以县域为最小地域统计单位。以古代的条件，以县域为数据采集最小地域单位已经是极限了。

接着，女人的笔下出现1182四个阿拉伯数字，这是大唐所有的县域数量。

好了，最小数据统计地域定好了。那么由谁来采集数据？

当然要多方提供，而绝不能让地方官衙单方面采集。

原则上，专业部门，对口采集专业数据。

比如，某县一年的新生儿数量，性别比例，这项数据要有司妇寺来负责提供。

田亩变化数据，要有户部负责采集。

某地粮价等，要有商部负责采集。

如此一来，不同部门采集不同数据，不但便于专业操作，也增加了数据渠道，避免全盘作假。

那么地方官衙干什么呢？评审数据。

朝廷采集到的综合数据，先以草案的形式下发给郡县。郡县官衙觉得数据不对，就可以提出异议。

一旦某个地方的官衙对统计数据提出异议，那么相关调查就会展开。就这么追责，谁的责任谁承担。

特察局干什么呢？各地的特务不但提供另一套简化版的秘密数据以作参考，还要监视数据采集者的行为。

那么，统计大权由谁来主管呢？当然是准备成立的统计局。

统计局的绩效考核只有一个：数据的真实度和有效性。

数据好坏和统计局的考评完全无关，只和数据真假相关。以此为导向，统计局就会监察数据真假，就会派出统计员核查各渠道的统计数据，只要纠正错误，就有话语权。

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是多方参与，任何一方作假都很困难。

最后得到的统计数据，会作为分析依据，供统计局研究，及时发现各种问题，为大唐政治服务。

这以上是大概构架。

崔秀宁设计完构架，就开始添加数据采集的元素。

有哪些数据需要采集呢？

有人口、主要物价、出生和死亡率、税收、就学率、服役率、田亩、人均寿命、食物种类、犯罪率、出家人口、诉讼数量、降水、旱季天数、驿站流动量、林地和渔场数、戏剧演出场次、铜簋举报次数、人均口粮等等。

最后，崔秀宁一共罗列出四十项数据，涵盖了民生、吏治、教化、治安、医疗、民意、风气等多个方面。只要数据在，哪个县的现状，立刻清清楚楚。

每年采集一次，每年都要做一个全面的数据分析。

这就是让整个大唐每年做一个全身体检，及时了解健康状况。

比如一个县，明明降水不少，而且水利数据也不错，数据显示没有天灾，可人均口粮少，死亡率高，出生率低，那一定是吏治出了问题。

再比如一个县，明明就学率不低，可是升级考试录取人数很低，那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

一个县青壮人口多，可是服兵役的人数很少，那要么是吏治有问题，要么是百姓对官府和朝廷不满，或者民风不尚武。

要是同一个县连续两年的数据差别很大，那就一定有原因。

可以说，只要数据没有失真，什么问题都瞒不过皇帝和朝廷。

特察局配合统计局，这才是真正的监测天下！

崔秀宁的目光越来越亮，似乎看到科学统计带来的美妙前景。

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到唐宋已经高度发达，非常精细了。然而，唐宋明清的精细，主要体现在权力制衡和人才选拔上，而对于基层管理设计，却始终失之粗放。

新的大唐，一定要弥补这块短板，追求古典化的“信息治理”。

草案这就完了么？

没有。

崔秀宁必须还要推导一个公式，计算“信息治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