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四年(公元 1705 年)以后,张廷玉曾多次跟随康熙皇帝南下巡视江南地区以及到蒙古诸部落巡查。在这期间,他深入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积累丰富的经验和见识。
然而,命运无常。康熙四十七年(公元 1708 年)六月,张廷玉的母亲不幸去世;同年九月,他的父亲张英也与世长辞。面对双亲的离世,张廷玉悲痛万分,但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完成了守孝期的仪式后,便重新回到官场,继续担任原来的官职。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二月,张廷玉被任命为会试的同考官,负责选拔优秀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同年四月,他又被授予司经局洗马一职,并兼任翰林院修撰。这些职位让他有机会参与国家重要文献的编撰工作。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张廷玉再次获晋升,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一职位让他入国家权力核心,参与到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以及日常政务管理。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公元1718年1月),张廷玉又被选中成为经筵讲官。作为经筵讲官,他肩负着向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历史典籍等重要任务,通过这种方式,皇帝能够汲取古人的智慧和经验,提升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张廷玉凭借卓越的才能和出色的表现,赢得康熙帝的信任与赏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皇四子胤禛入承大统。胤禛深觉皇位来之不易,大力扶植和培养自己的势力。曾说:“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食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慎选张廷玉作为辅佐他筹划军国大政的主要助手。张廷玉在《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中记述了胤禛相中他,并对他赋予厚望。一是他学问优长,“气度端凝、应对明晰”,有才干。二是他为自己恩师张英之子。这对胤禛来说是日后难得的贴己之人。圣祖新逝,胤禛登极,即命张廷玉兼学士衔,协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办理大事典礼翰墨,供几筵祭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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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之交,政务殷繁,谕旨每日下数十次,皆由张廷玉承命应办。若有紧急奏事,胤禛令他入大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而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精敏详瞻,悉当圣意”。同年十二月,特旨授礼部尚书,并指出:“朕再四思维,非汝不克胜任”。从此,张廷玉跻身于枢臣之列。
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雍正帝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雍正初年,清廷在西北对蒙古准噶尔部大举用兵。由于两路大将军用兵失机,准部叛兵屡扰边境。雍正帝心情焦劳,频繁指授方略。张廷玉“日侍内值,自朝至暮,不敢退,间有待至一二鼓”。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胤祥、蒋廷锡领其事[7]。雍正帝将军需一应事宜交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之后,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侍值者多虞泄漏,“始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政之总汇”。张廷玉拟定办理军机处的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应当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其主要制度都是张廷玉所筹划的。正是从这时起,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予政事,日必召入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张廷玉不仅典掌军机,又兼理吏部、户部要职。总裁乾隆《吏部则例》等典章制度,对清朝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乾隆帝即位后,奉大行皇帝遗命,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因他们恳辞,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称职。
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傅,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乾隆帝还总是将他留京总理朝政,夜宿紫禁城,并典试科举,选拔人才,考察荐举官吏。张廷玉虽政务繁重,因学间深通,还荣膺雍乾两代皇子师傅。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年过古稀的张廷玉变得越来越固执,情绪也容易激动,导致他与乾隆帝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
乾隆十年(1745 年)四月,鄂尔泰病故,讷亲取代了他。虽然张廷玉面奏内阁班次应讷亲居首,但其心中亦有难言之隐。为了平衡各种因素,确定“嗣后内阁行走列名,讷亲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乾隆帝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加剧了满汉臣僚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很难协调,以致明争暗斗、互不尊服。
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有所过失,他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陈疏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专降谕旨:“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宣谕慰留。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永璜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求归乡,激怒了乾隆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其女儿的公公)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
度娘显示,纵观张廷玉,他从小处做起,堵塞漏洞。由于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经三任会试同考官,清正廉洁,无人能及。一般人很容易在任考官时收受好处,即使考前不收好处,考完之后,被录取的进士们作为门生来给老师送上礼金,作为答谢,称为“纨敬”,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俸禄之外的补充收入。而张廷玉不仅在入闱之前摒绝送礼,试毕门生来谢,他也一律只象征性的收一点礼品,而绝对不受重金。他以同乡左光斗的故事勉励自己也教育门生:左光斗是明朝名臣,在他早年参加乡试时,手持装帧精美的柬帖来拜谢房师陈大绶,陈大绶接见了他,勉励他许多话,但却不收他的拜帖,认为帖子太豪华了,告诫他“今日行事俭,即异日做官清,不就此跕定脚跟,后难措手”。张廷玉以陈大绶的行为要求自己,同时告诫自己的门生,清廉要从小处做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张廷玉一生清正廉洁,没有丝毫贪污受贿的行为,他的高尚品德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尊重,更为他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无尽的福祉。这种福报并非来自于物质财富或权力地位,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庇佑和传承。
他的儿子们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继承了良好的家风和道德观念。他们明白廉洁自律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摇。这种品质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功名利禄迷惑双眼。
同时,张廷玉的廉洁形象也为他的家族树立了正面的榜样,成为后人敬仰和学习的楷模。他的儿子们因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并以其为榜样努力奋斗。他们知道只有坚守正道、秉持公正,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
此外,张廷玉的廉洁还让他的家族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声望和信誉。人们对张家的认可不仅仅基于其家族背景,更重要的是对张廷玉及其子辈们品行的敬重。这种良好的口碑使得他们在社交场合备受欢迎,为他们拓展人脉、发展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张廷玉的廉洁为他的儿子和子孙后代,带来无形的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