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因为老朱鼓励儿子们都去学习辽王在辽东开荒，这些龙子们再加上巧取豪夺和百姓主动投献，各地亲王实际田产大多多得没边。十万、八万不算富，五十万亩才起步。

特别是那个蜀王朱椿，看起来文质彬彬，像个秀才，到了成都以后，闷声发大财，竟然不声不响地积累了两百万亩王府私田。

朝廷派人统计的时候，发现成都平原上十余州府百分之六十的耕地在蜀王名下，军户田产占百分之二十，四百万百姓总共才占百分之二十。

在种粮为王的时代，要不是辽王横空出世，蜀王想不成为大明首富都很难！

亲王们拿什么去开荒？他们有如来佛祖的神通，可以化掌为犁吗？还不是拿卫所的士兵或周围的百姓在替他们白干活！

成都平原上的老百姓平均每人要帮蜀王种半亩田，其中包括还在吃奶的娃儿。老百姓后背上都写着三字：白忙活。

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朝廷在四川的税收倒不如蜀王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果说杨寓真想为朝廷增加收入出发，拿蜀王开刀，倒不失一个好的突破口。这也和永乐最初削藩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因为自皇帝下令将辽东原辽王田产都交由辽宁布政使后，诸藩之中，数蜀王最多，民怨最大。

可惜的是，杨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将掌管户部的蜀王朱椿和刑部的蹇义都排挤出朝堂，独占中枢。

蜀王得知杨寓要在四川推行摊丁入亩后，一方面找到和四川籍大佬、刑部左尚书蹇义从中说项，想暂缓几年再推行，另一方面将田产进行析分，转移到几个儿子甚至儿女亲家名下。

没想到这正好给杨寓以口实，把阻挠推行新政的罪名安在朱椿和蹇义身上，逼得一向老实巴交的謇义退出了朝堂，主动申请发配，去了西域，充当安西和北庭两地巡按史。

朱椿也吓得从此唯杨寓马首是瞻，甘愿降为户部右尚书，向四川布政使上交了一百万亩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