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那位宦官还说，会给小郎君指派一位老师来讲学。小郎君想学什么，他便教什么。”

许远凑过来小声说道。

“明白了。”

方重勇点点头，跟方大福说了一声，让对方收拾出一间专门的书房来。他自己则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卧房，在桌面上铺开大纸，点上蜡烛，冥思苦想。

郑叔清拜托的事情，那是不能不做的，否则连带的把牛仙客也得罪了。再说了，穿越到这个世界，也不能如一条蛆虫一般的活着，只管混吃等死。

以河西的凉州为中心，对吐蕃用兵，那必定是一场长期而全面的战争。从牛仙客那边了解的信息看，对阵吐蕃的短期战争，与长期战争，物资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

青藏高原缺氧！

这个念头在方重勇脑子里来回的旋转跳跃。

因为缺氧无法克服，所以唐军对阵吐蕃，有一条明显的“地理等高线”。海拔上来了，唐军就打不过吐蕃士兵了，这是无法克服的。

这一条，便注定了大唐对阵吐蕃，只能等待对方国内大乱，否则，就算偶有大胜，吐蕃人最后还是会卷土重来的。

郑叔清要上位，就不能把重点搞错了。捞钱是手段，保障河西战事的后勤，才是目的。

方重勇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军备无法自产。

这是河西走廊局势当中最大的缺陷与软肋。

制造军备所需的木料、冶金、锻料，那边都无法提供。原因很简单，生态环境无法承受。事实上，河西走廊的经济因为生态环境的限制，作出了很多让步。

这个问题，也是长安的问题。

因为生态环境的限制，唐代开元年间，长安城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基地，主要靠外地调运。武器装备最初储备在太极宫东墙下的武库内。

军备不能吃不能穿，在国家安定的情况下，不必安排在首都附近占用自然资源。中枢机构“军器监”负责管理武备的生产和调度。

牛仙客在河西干得好，很多人包括张九龄在内，都认为他不过是个出色的“库房管理员”而已。

这种看法虽然有歧视的成分，却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起码，军备无法自产，就让他这个地方大员的含金量逊色许多了。

方重勇在纸上继续写道：官府运力，应全力保障军备中的耗材，如弓弩箭矢等物，持续输入凉州，其余则可以暂缓。

这条跟郑叔清的职权关系不大，但肯定可以为他当户部侍郎加分。

方重勇又在纸上继续写道：

河西之绢帛，缺印染、混纺之高端技艺，仅有白絹可与西域胡商互通有无，但市价低廉，远不如粟特锦。

粟特锦者，中国之丝绢，波斯织造而成，售价不菲，畅销长安。

未来可在河西凉州甘州等地，推广安西都护府地域常见的高昌棉，以棉织物代替白丝绢。

民富则国强，河西子民必定拼死效力。

写到这里，方重勇心中一阵感慨。

租庸调制度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在河西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的丝织业被战火破坏后，便永远没有再恢复的原因之一。

因为它是唐代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扭曲下的产物，一旦这个外力不存在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自然会将其扑灭。

租庸调这种制度，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化，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租庸调要求农户织布，而丝绸制品作为“硬通货”，是可以当成货币使用的。所以河西本地人，无论丝织品有没有市场竞争力，他们都不得不按这个规矩来。

不纺纱，他们拿什么交租呢？显然养蚕纺纱性价比最高啊！

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这些东西，当时制定这个制度的决策者们，没有考虑过。

然而现在残酷的事实却是，河西走廊因为体量有限，再加上外部自然环境恶劣，因此丝织业规模也有限。规模有限，就决定了上限与成长的潜力也有限。

汉代的时候还不明显，凉州丝绸依然小有名气。然而到了唐代，随着纺织业技术的升级，在产业升级中掉队的河西走廊产丝绸，在唐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

要么，这些丝绸交给官府作为租庸调的一部分；要么，廉价卖给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胡商，这些胡商将河西走廊出产的原始丝织品，送到波斯甚至大食进行二次加工，变成“粟特锦”。

再将粟特锦返销大唐，受到长安权贵们的热烈追捧。

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成为西域胡商们第一个折返点，因为他们要带唐国而来的原料和粗加工产品，返回西域进行“二次深加工”。

这个便是所谓“丝绸之路产丝绸”的说法来源。河西本地之民，在丝绸交易的环节中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

改丝绢为高昌棉，高昌棉布在长安是有竞争力的，河西改丝绢为棉布，乃是时代的呼唤，放松租庸调，调整其中的内容，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