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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蒋平在病房里陪妹妹说话，直到中午一点过，妹妹困了，需要休息，我们才离开了医院。在回去的路上，我和蒋平一直在谈论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妹妹？

蒋平说，他每年得的压岁钱，大部分都由妈妈存着。妈妈说她把蒋平的压岁钱都存入一个单独的卡里，等蒋平上大学时，再把这张卡交给他。现在蒋瑶得了这个病，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蒋平说自己存的压岁钱有两万多元，他要尽可能多地向妈妈要钱，如果被妈妈怀疑了，自己就说出真实用途，让妈妈最少给自己一万元钱。

我听了蒋平的话后，自然也想到了我的压岁钱。

从我记事以来，每年得的压岁钱，也大半由大人保管。以前是妈妈存着，爸妈离婚后，我的压岁钱是否已转到爸爸手里，我不清楚。如果还在妈妈手里，那也不用问了。如果妈妈把我的钱转给了爸爸，那么我也可以向爸爸讨要这笔钱。

假如真的在爸爸手里的话，我是不能实话实说的。刚才外婆已经讲了，爸爸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但他并没有加以援手，我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爸爸在情感上不愿帮助蒋瑶，二是爸爸在经济上没有能力，爱莫能助。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都不能直接问爸爸。因此我和蒋平商量好了，回家以后，我要假装不知道妹妹生病的事情，先向爸爸问清楚我的压岁钱情况，如果在爸爸手里，我再设法向他要回自己的钱。

听蒋平说他的压岁钱有两万多元，我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在悄悄算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的压岁钱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从三年级开始，我每年的压岁钱，不管是多少，实际到手的都是两百元钱，其余的都被妈妈以帮我存钱的名义收回去了。我每年所得压岁钱大约在两千元上下，算来应有七千元左右。就算我能从爸爸手里要出全部压岁钱，蒋平也从他妈妈那儿要到一万元钱，加起来也不到两万元钱，这点钱对于妹妹的病，其实是杯水车薪。

但不管怎样，我决不能像爸爸那样无情无义——不管爸爸是出于哪种原因没有帮助妹妹，在我心里，他的行为都太过绝情！

除了钱，我能帮的可能还有身体。刚才外婆也说到了这一点，治疗白血病的最佳方法，还是骨髓移植。妈妈已经检查过了，但不符合条件。

外婆还说，妈妈现在变得很暴躁，外公外婆都不敢在她面前提到蒋瑶的亲生父亲，因此我基本可以判断：蒋瑶的亲生父亲要么也不符合骨髓移植的条件，要么因种种原因，不愿帮助蒋瑶。因此，我可能是唯一有希望救妹妹命的人！

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却一直瞒着我，并且明确拒绝了妈妈的请求。我决定瞒着爸爸去医院做检查，而且检查费用也要从我的压岁钱里出。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蒋平后，蒋平说：“我当然支持你的决定，我只担心你的压岁钱并不在幺爸手里。”

我叹了口气，“我也有这种担心。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爸爸还是妈妈，经济情况都不理想，这种病偏偏需要很多钱，就算爸爸妈妈齐心协力，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蒋平听了叹息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