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家里刚出生的小儿子也因孩子他娘长期营养不良，饿死在了李老三的怀里。

没办法，李老三只好用家里祖传的一亩三分地抵押，向邻村的秀才黄老爷借了三吊钱。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挺过这个灾年，明年肯定能好起来，能把家里的地给赎回来。

但不识字的李老三哪里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契约，三吊钱变成了三两银子，天启七年依然是个大灾年，没钱还的债务一下子变成了四两。

最后还是黄老爷“大发慈悲”，用他家的一亩三分地抵消了欠款。

无债一身轻的李老三以为土地没了，以后也就没了税赋，他正年轻，靠给别人做佃户也能养活一家人。

可他哪里知道，这个黄老爷跟县里的胥吏穿着一条裤子，地是黄老爷的地，但税却还是他的税。

没过多久，有一家比李老三情况还差的人家实在受不了了，逃去了外地，结果里长告诉李家渠的甲长，他们这一甲的总税金不变，由剩下的人家平摊。

到了此时，李老三的眼里终于出现了一丝恨意，恨的是那个逃跑的村民，以及无能的他自己。

自此之后，邻里关系不再和睦，一双双眼睛互相提防着四周，生怕又有人逃跑，哪怕出现嫌疑之人，也会马上被扭送至县衙。

就连李老三的爹娘，也多次劝说李老三千万别当逃民。

很快，粮食再次吃完，只能买廉价的麸皮，麸皮吃完，只能上山挖野菜，但大旱之年，山上哪有什么野菜可挖，就连黄土高坡上不多的树木，也很快慢慢不见了皮。

正在李老三和父亲兄长们商量着去哪挖观音土的时候，县衙的快手突然来村里说可以去西安府领粮食，壮丁三斗，老弱妇孺一斗半，但领完粮食必须马上动身迁往贵州遵义，那里会分土地。

在仔细打听一番后，李老三从快班的口中得知，壮丁能在遵义那边分得八亩地，老弱妇孺四亩，更为重要的是，贵州那里雨水充足，从来不用为天干发愁。

得知消息的李老三一家，四个壮丁很快聚在了天井中间的石凳上，商量着如何消化这条“好消息”。

早就受够了大旱的李老三率先开口道：“爹，我们全家去贵州吧，我们一大家子我算了下，能分七十六亩地呢！”

虽然李老三没念过书，但他却对这些日常算术很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