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兄，你此番言论就是属于诡论了。”卓时平摇摇头说道：“不论是汉之文景时期，还是隋文帝之开皇年间，政府颁行减免赋税，百姓可能获得几分实利？而我们齐国，除了正常农税，可有其他捐派租调？”

“农税虽然低至4%，也无历朝历代各种捐派杂费，但农人怕是也未从中受惠更多。”吕文栋说道：“观国内各种农产品价格，较数十年前，可曾有过太多变化？不仅价格未有上涨，反而以稻米、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产品，较四五十年前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什么？……是农人收入的普遍降低！若是再加上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农人生活未必有多好过。”

“好了，好了，二位无需为农人之困，再行争论了。”黄千人有些无语了。

话说，刚才不是在讨论权贵和普通民众的隔阂对立问题吗？怎么话题就歪到农人收入方面来了？

“若想改变农人之困，工人之厄，我们齐国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疾呼，为他们的利益发声。”黄千人沉声说道：“观内阁朝堂之上，皆为宦海政客和权贵之家，作为国之立法机构的敕令院，充斥着皇室成员、王公贵族、致仕官员，以及大量的豪绅商贾。而人数众多的工农人群，却无一代表位列其中。试问，在此番情势下，政府如何会推进惠及工农之举，敕令院又如何会颁布工农保护之律？”

“说得好！”吕文栋赞道：“当年太祖皇帝曾数度言及，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皆为国之支柱，不可偏废。既然士、商可秉政立法，工农亦可为之！浔阳县工人集会请愿，数千人骤然汇聚，震动国内，此番力量，实为工人蕴藏强大之源，当可借之，以为工人张势。”

随着齐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

首先，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许多城市缺乏一定程度上的总体规划，城市布局也渐显混乱。城市的交通，供水，居住和卫生条件很差，甚至远不如刚刚建国时期。部分城市没有完善的下水道，垃圾和粪便成堆，严重污染了居住环境。特别是在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租赁区，不仅生活环境恶劣，治安状况也十分严峻。

同时，工厂的大量出现导致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煤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产生和释放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造成了齐国许多城市雾霾严重。

随着工厂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河流污染也变得十分严重，两个月前，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最终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五百余人不同程度感染腹泻、呕吐、消化系统等各种疾病。

过去四十年间，齐国还发生了三次霍乱，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霍乱爆发的原因是水污染。而空气污染等也带来了多种传染病的流行，在齐国，肺结核，肺炎，支气管炎等成为常见病而且导致了大量的死亡。

齐国自立国时，通过不断的移民，再加上国内生育率的高涨，使得国内人口在数十年间不断增长，但在1710年后，死亡率却开始上升--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各种工业化后疾病的增多。

环境污染和流行病越来越严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平十六年（1720年），敕令院通过了《帝国河流保护律》，规定，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1724年）又颁布了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城市公共卫生律》，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并规定地方政府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

有鉴于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的爆发，敕令院正在酝酿和讨论出台新的《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水源污染的案例。

在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上，齐国政府和敕令院也通过一系列法律。早在绍宁十二年（1697年），政府就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律令，并要求将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尽可能地搬迁至城市的下风口位置。泰平二十年（1724年），敕令院通过了《碱业生产律》，要求国内制碱行业通过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