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救灾物资和生活用品通过铁路非常及时地运到了灾区，海军和陆军出动兵力总计五千余，配合地方政府数万名志愿人员，不仅及时转移大量受灾百姓，而且还封堵数十处被洪水冲垮的堤坝，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若是大陆秦国或者欧洲各国的政府和官员见了，定然会为齐国这般卓有成效的救灾行动挑起大拇指，暗赞一声好。

要知道，在秦国境内，若是发生各种灾情，需要地方先逐级上报皇帝，朝廷派人去勘灾，并且灾情还需够六分灾以上、最后皇帝批复才能进行后面的赈灾行动。

以神州大陆之幅员辽阔，这些流程跑一圈下来，大多灾民都早已陷入绝境，要么衣食无着饿死街头，要么背井离乡，逃往外地就食。

甚至，在一些灾情极为严重的地区，因为未得诏令，很多官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灾民活活饿死，也不敢私自赈济。

即使朝廷召命下来，允许赈济灾民，但囿于窘迫的财政，赈灾力度非常弱，下拨的钱粮也仅能让灾民吊着一口气，不至于饿殍遍地，继而引发饥民暴动之恶事。而灾后蠲免（豁免）钱粮税收也较少，最严重的十分灾(作物全部绝收)，也仅蠲免五成左右的赋税。

秦承明制，而明延历朝，规定勘灾分为十分，只有六分以上都没了，也就是绝收超过60%才算灾，六分以下不算灾，这个现象叫“勘不成灾”，均不予赈济，由地方自行筹钱粮赈灾。

这导致很多接近灾赈等级，但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还须严格缴税，更别提获得任何救济，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扩大了灾荒程度，彰显出传统农业社会灾赈制度的刻板及固有缺陷。

比如，“大秦乾元四十六年的北方大旱”，多大点事，不就是气候异常，干旱少雨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绝收。

若是秦国内阁和地方政府能响应及时，动员百姓积极抗旱保墒，尽量减少灾情，同时，再从湖广、江西等粮食主要产区及时调拨大批赈济粮，以稳定当地恐慌躁动的局势。

然后再宣布对灾情不同程度的府县蠲免（豁免）一定的钱粮税收，安抚住民心。如此这般，也不至于搞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灾荒不断扩大，使得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恶化得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大量灾民外逃，继而便宜了海外诸夏几个国家，使得他们借机大肆招揽难民运回各自地盘，充实本国人口。

反观齐国政府，但凡地方发生灾害，不论是地方总督，还是府县主官，在“情急之势”，可在无需事先奏报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自主采取赈济措施，事后“题报内阁”即可。

“务须一有水旱灾情，立即赈恤，然后民得实惠，毋庸等待奏报”。

不论是“六分灾”，还是“三分灾”，齐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皆予以赈济，并奏请上级后，予以大幅度的钱粮税收蠲免，甚至还会对灾情特备严重的地方施以额外钱粮补助，以度灾后难关。

至于对灾情勘定，那也是有的，不过此举是为了区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责任的界定，也就是说，灾情若是重大，地方政府摆不平了，就只能甩给中央政府一部分责任，请求拨付相应资金和救灾物资。

可以说，齐国的“荒政”集历代和各国之大成，并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齐国政府对灾害尤为高度重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除了汉洲本土蛋疼的环境使得灾害频繁，还有就是长期人口资源的不丰，导致政府对人口和民生比较重视--把能否妥善救灾安置灾民看做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治国安邦大计。

“一有灾伤，蠲免之诏屡颁，赈济之法频施”。与此相适应，齐国还涌现出大量卷轶浩繁、论述系统全面、又重在指导具体办理方法的赈灾救济专书，并形成地方官必须以“荒政”为己任的社会氛围，从而大大促进了“荒政”的发展。

历数十年，齐国的各项救灾措施已完全制度化，并不断加以改进。用以备荒救灾的仓储制度也充分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办理赈务上也是组织周密，有条不紊，效率较高，反映了齐国救灾能力已达到这个时期的最高水平。

我大齐煌煌帝国，岂能因国内患灾而不恤民情，以致百姓流离，甚至生出暴乱之事，让外人徒增笑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