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知道使者所言属实，也担心逼迫过甚会导致诸侯叛乱，这才释放了那些被扣押的吴国使者，释放他们返回吴国，并赐予吴王刘濞倚几和手杖，准许吴王终生不再来朝。刘濞得以脱罪后，这才放弃谋反，不过也因此而轻视于朝廷，认为朝廷也顾忌自己的实力。

经过此事，刘启不仅明白了诸侯王的强大，而且也使得他与诸侯王，尤其是吴王刘濞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

因此，刘启自即位以来，先是于景帝二年（前155年）三月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此前因第五代吴氏长沙王吴差死后无子，长沙国已被废除），以此来增强自己一脉的实力，同时也极为关注诸侯王的动向，防止诸侯王趁皇位交接之机生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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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的近臣，晁错自然也清楚汉景帝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再加上他一直致力于削藩，因此在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升任御史大夫后不久，便上疏《削藩策》，向汉景帝陈述了诸侯的罪过，“昔日高帝初定天下，兄弟少、诸子弱，因而大封同姓，齐国七十余城，楚国四十余城，吴国五十余城，又分封庶子为王，使得诸侯王占据天下大半。吴王因为世子被杀与朝廷早有嫌隙，因而诈病不朝，按照古法已然当诛。文帝不忍处罚宗室，因此只是略有惩戒，然而吴王却不改过自新，以致日益骄纵，不仅以铜山铸钱、煮海水产盐，更是凭借财富招揽天下亡命之徒，意图谋逆作乱。臣建议，可收回诸侯国旁郡，削减其封地。”

早在汉文帝晚年时，晁错便曾上书朝廷请求削藩，但汉文帝鉴于形势并未采纳，如今晁错在明知汉景帝与诸侯王存在的矛盾的情况下重提削藩，为的就是希望汉景帝能够采纳自己的意见。

如果能够顺利削藩，汉景帝自然乐见其成，可拥有独立财权、军权、治权的诸侯王，会主动接受朝廷的削藩政策吗？显然不可能。虽然此时单个诸侯国已经无法对朝廷造成威胁，但削藩策却极可能造成诸侯国联手对抗朝廷的局面，届时朝廷又该如何应对呢？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心，面对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汉景帝始终难以做出决断，只好将晁错的《削藩策》交由公卿、彻侯和宗室集体讨论。

当时，由于汉景帝宠信晁错，对于他提出的《削藩策》，没人敢于反对，只有外戚窦婴坚决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个皮球便又重新被踢回了汉景帝手里，而窦婴和晁错也因此结怨。

晁错在《削藩策》中指出，“如今削藩吴王要反，不削藩他还是要反。如果削藩，他在仓促之下谋反，祸害反而较小；如果不削藩，等到他已经准备妥当后再谋反，反而祸害更大。”

虽说晁错这番言论不无道理，但此时朝廷同样毫无准备，能否迅速平定削藩带来的叛乱，汉景帝的心里也没有底，如果不能迅速平叛，导致天下长期陷入战乱，汉景帝自己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经过慎重考虑，汉景帝最终还是决定暂时压下《削藩策》。不过，汉景帝同时也明白，削藩迟早都要实行，因此他虽然压下了《削藩策》，但却开始围绕削藩之事进行暗中布置，准备等到朝廷做足准备之后，再予以施行。

不久后，汉景帝派遣使者前往各诸侯国，暗中与各诸侯国丞相联系，了解各个诸侯国的国力、军备等实际情况，以及这些诸侯王对朝廷的态度，衡量他们反叛的可能性。经过数月查访，朝廷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情况总算有所了解，而各诸侯国的丞相则纷纷坚称，自己所在的诸侯国并无反叛迹象。

在对所有诸侯国都完成调查后，汉文帝又将晁错召入宫中，结合调查结果，就削藩事宜进一步深入讨论，当晁错听到吴国丞相袁盎也坚称吴王刘濞并无谋反迹象后，晁错认为绝无可能，并认定袁盎一定是收受了吴王刘濞的贿赂，才会这么说。